多地“五险一金”缴费占工资近半，增加低收入群体负担
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吁为工资减负
摘自谢子龙代表的建议 ■制图/杨诚
“长沙市某餐厅经理小李，月均工资2500元，需拿出8%的养老保险、2%的医疗保险、1%的失业保险以及12%的住房公积金，总计575元，最终拿到手1925元”;
“药店员工小刘月工资3932元，企业交保险金29.8%为1160元，个人交保险金11%为432.5元，企业和个人合计交保险1592.5元，不算住房公积金，也占到工资的40.5%”……
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所做关于普通职工工资系列调研中的两个案例，“如果加上12%的住房公积金，企业‘五险一金’缴费率有的达到52.5%，占工资一半以上，已经成为企业与职工的不可承受之重”。
一些地方缴费比例超50%
谢子龙代表调研发现，根据我国社保政策相关规定，社保五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缴费比例，企业为29.5%至30%，其中养老20%、医疗6%、失业2%、工伤1%、生育0.5%-1%，个人累计达到11%左右，“虽然各地缴纳社保费率比例略有不同，但绝大部分省市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40%以上。有的地区达到甚至超过工资的50%”。
即便在国际上，这样的缴费比例也算比较高。根据谢子龙代表的调查，在全球125个国家中，费率高于40%的只有11个国家，除中国外，其他10个均为欧洲国家，中国社保费率高于德国、美国，也高于同处亚洲的日本、韩国。
低收入群体“难堪重负”
偏高的“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会带来什么不良后果?谢子龙代表分析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职工可支配收入大量减少，占工资40%到50%的社保费率，除住房公积金在买房时可以使用外，相当比例的工资都被社保划走不能自由使用。
尤其是对仅靠工资生活的工薪阶层来说，压力很大。根据我国现行相关规定，社保缴费以上一年平均工资的60%至300%为缴纳基数。这意味着社会平均工资增加，缴费基数也会随之上浮。谢子龙引用长沙人社局数据说，2013年社保缴费基数最低标准为2002元，2014年上调至2195元，涨幅近10%。即便月工资不到2000元，企业和职工也得按照2195元缴费基数下限缴纳社保，由此导致实发工资不升反降。
另一方面，对企业而言，过高的社保费率增加企业经营困难，减弱企业活力。“这在中小企业特别是农民工较多的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突出。”谢子龙代表以一家零售企业举例说，2011年至2013年，企业员工“五险一金”缴纳总额分别为年净利润的36.77%、45.06%和32.74%。
已得到中央高层关注
企业社保负担过重，反过来妨碍员工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提升：涨薪每每受到限制;部分企业尤其是使用农民工占比较高的企业通过漏缴、少缴甚至是不缴等方式逃避给员工缴纳社保的责任，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谢子龙代表还发现，由于我国社保缴费基数呈连年上涨态势，导致职工工资上涨空间被过高的社保费率冲减，令不少企业涨不涨薪两头为难，而大批职工和其他困难群体为多挣“到手工资”，往往与企业协商放弃缴纳社保。
记者注意到，相关现象已得到中央高层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在不久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一次联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也指出，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企业觉得负担重。■特派记者 李国平
调查
一夜输赢近百万
开宝马当环卫工
代表委员关注“拆发户”现象
戴着粗金链子、开着豪华车、揣着一摞钱、一叠房产证……一夜暴富的“拆发户”现象引起了来京参加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的关注。两会开幕前，新华社记者就此进行了相关调查。
【豪赌炫富】
一夜输赢近百万
眼前的刘大爷喝着燕京啤酒，衣着朴实。如果不是那辆老款奔驰车，恐怕很难相信他曾经是北京朝阳区大望京村拆迁时的千万富豪，如今却欠了一屁股债。“有一阵几乎每天都去，赌得大时一晚输赢近百万。没什么事儿，找点乐。”
郑州市中原区包括岗刘村在内的11个城中村拆迁改造，跟踪拍照的退休教师陈光挥告诉记者许多“拆发户”的故事。例如一个过去开垃圾车的村民，获得拆迁补偿后花60多万元参加环塔拉力赛，光报名费就10万元;一对夫妻拿了补偿款直奔香港花十几万元购物;还有的手握七八十万元去赌博，一晚上就输了一大笔。
2014年3月份，贵阳市公安局在阳关小区内查获一赌博窝点，当场收缴赌资38万余元，抓获的23名参赌人员中许多都是当地的“拆发户”，他们赌起来一晚输赢10万元左右是常事。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表示，一些“拆发户”渴望得到社会认可，想显得比他们自己曾经羡慕的富人更有钱、更成功。当钱来得太快、太容易，一旦无所事事再加上精神空虚，“暴富之财”便会变成“赌博之资”。
【低调藏富】
坐拥6套房当送水工
拆迁“暴富”之后，有人肆意挥霍，也有人心态淡然，默默从事不起眼的普通工作。
家住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源社区的环卫工人翟永忠，2012年拆迁获得四套房和几十万元补偿款，但是他仍然每天开宝马车到单位，然后再驾驶垃圾车去四处更换、清理垃圾箱，每个月工资才900多元。
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翟永忠很淡定：“我只有小学文化，也没什么技能，如果不工作，坐吃山空，钱很快就会花完。”
在郑州市中原区李江沟某小区，年近五旬的罗大爷冒着冬日寒风四处送桶装水，不久前不善言辞的他还在旁边的一个工地帮忙装车。一般人都不知道，罗大爷在2014年拆迁时分得某小区6套房。
不过，低调藏富的“拆发户”中，更多是靠房租和补偿款维持生活。贵阳市观山湖区新寨村拆迁后，仅有25%的村民做司机、保安、装修等工作，70%的村民是做“包租婆”或者干脆“吃老本”。
“拆迁户劳动技能的提升确实是个难题。愿意从事一些低端职业固然是好的，但如果找不到工作，或者房租不足以支撑日常开销时，再次返贫是迟早的事。因此政府在征地时，有实力的村庄可以留一部分拆迁款办些产业，让村民入股以解决后顾之忧。”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表示。
【投资致富】
35套房办养老院
35岁的海归“拆发户”陈卿拿拆迁的35套房在武汉办最大养老院的消息，近日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2012年，由于城中村改造，陈卿一家获得35套共计4000平方米房产，另外还获得补偿款160万元。陈卿和父亲商量后，决定投资办养老院。在卖掉9套房产，投入500多万元后，陈卿将一栋楼中的第三层所有房子全部腾出来打通，建成了武汉最大的民办社区养老院。
陈卿坦言，这35套房子如果出租，一年租金可达到百万元以上。但自己放弃了做个土豪坐吃房租的生活，选择投资干了更有意义的事情。
政协委员施杰表示，“拆发户”面对的最核心问题是实现从村民向现代城市人的转变。如何将财富变为提升自我的物质条件，真正成为有想法、有事干的现代城市人，既是对拆迁户自身的挑战，也是对政府的考验。■据新华社
访谈
停用死囚器官
会致器官短缺?
2015年1月1日，我国器官移植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停用死囚器官后会不会加剧器官短缺?在两会驻地，新华社记者就中国器官捐献移植的现实状况和改革方向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进行了深度对话。
中国有望成为
移植第一大国
记者：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器官移植供需比是1∶30。有人估算，停用死囚器官后将加剧器官短缺，造成许多病人无法救治，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黄洁夫：使用死囚器官是在没有建立公民自愿捐献体系之前的权宜之计，不符合医学伦理，也违背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医学精神，这是饮鸩止渴。
实际上，制约器官移植数量的并不只是器官短缺，而是有多个因素。
第一因素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移植手术价格昂贵，目前我国医保没有覆盖器官移植，不少病人因难以支付移植手术和术后维护的医疗费用而放弃手术。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移植医疗服务的能力。移植技术复杂，再加上以往器官来源不阳光，导致我国能做器官移植的医生和医院数量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只有169家医院具备一项或多项移植资质，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也只有几百人，目前这些医院移植服务能力也只能每年1万例左右。
第三个因素才是器官供体短缺。我国每年正常死亡有600多万人，即使只有1‰的捐献，也有6000人，按照平均每人捐献3个器官计算，可以进行1.8万例移植手术。
未来3到5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担心取消死囚器官使用会损害移植的观点是错误的。
中国自愿捐献率
亚洲最高
记者：有人认为我国是公民自愿捐献率很低的国家，你怎么看?
黄洁夫：制约我国公民自愿捐献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因为移植行政管理体制落后。
2014年实现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超过过去半个世纪公民自愿捐献量的总和，中国已成为亚洲国家中公民自愿捐献率最高的国家。
■据新华社
